一片阳光

——国防科技大学“高伯龙现象”启示录

作者:王通化 王握文 张琳 王微粒责任编辑:崔寒凝
2019-09-16 08:42

一束光,可以照亮多远?

在海上,肉眼可以看到16公里之外的灯塔;利用望远镜,人们可以看见27公里外的一点烛光;依靠天文设备,人们能看到1000公里以外的人造卫星甚至更为遥远的星座。因为光,人类得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

一束光,能够传递多久?

摇曳的烛光也许转瞬即逝,古埃及的亚历山大灯塔可以日夜不熄地燃烧近千年。理论上,人类甚至可以捕捉到465亿年前宇宙深处传来的微光。因为光,人类得以看到更古老的过去。

一束光,由先行者发出,落入后来人眼眸。2017年12月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走了。但这位搞了一辈子激光陀螺研究的科学家,又仿佛从未离开。他的精神,如同一束光芒,辐射着同行者,照亮了后来人,在湘江之畔汇聚成一片耀眼夺目的阳光。

光的纯度

光是否有纯度?《辞海》中载:激光的特点是颜色纯,能量高度集中。

研究激光陀螺,必然要跟纯度打交道。

去除杂质、保持纯度是研究中最艰难的工作。在研制激光陀螺的近半个世纪里,给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带来困扰最多的是镀膜。拿加工腔镜需要的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来说,表面粗糙度要达到0.1纳米以下。

如果说,跨过镀膜难关的过程,是一丝一毫剔除杂质、一点一滴追求极致的过程,那么从1971年钱学森交给学校两张小纸片,到如今激光陀螺列装多种武器平台、支撑部队战斗力生成,这漫长的40多年时间里,高伯龙和他的团队也在“一凿一斧”地进行着自我修炼、自我提纯。

宏大叙事难以一一铺陈细节,但细节却可以映照时代。

71281——一组普通的数字编号,在高伯龙和激光陀螺创新团队成员眼里,却是一组信仰一般的特殊数字。

“71”,代表着激光陀螺项目的立项时间。直到今天,一批批新加入这个团队的成员,都会像高伯龙一样,倾尽心血标注时间的分量。

为了让激光陀螺走出实验室,高伯龙和他的团队用了23年,直到1994年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诞生。

此后,为了让激光陀螺走向战场,高伯龙和他的学生,以及他学生的学生仍在接续奋斗。25年后的今天,那个以“71”为起点的梦想之旅,仍在不断向前延伸。

从梦想到现实再到应用,不断拉长的时间间隔,不仅挑战着他们的研究能力,也考验着他们的信仰纯度。

高伯龙的学生龙兴武教授回忆说:“激光陀螺最重要的工艺是镀膜,但当年没有任何书本知识可供学习,也没有任何可参照的经验。”

“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,怎么办?只能靠自己去琢磨、去研究、去创新,每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原始创新。”某系主任罗晖如此感叹。

“那时候真的没有钱,大家全靠着一种信仰,跟着高院士加班加点。”某系实验师李晓红说。

伟大的天才,可能超越时代,但不可能脱离时代。对于高伯龙和他的团队来说,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,每前进一步都太难了。

激光陀螺的研制很难,可是,放眼那时的中国,哪有不难的科技攻关?

1993年,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攻坚任务进入最为艰巨的时刻。

那一年,西北大漠中,载人航天工程刚刚上马1年,神舟一号的雏形还只存在于研发人员的脑海;

那一年,校园内一墙之隔的计算机所里,“银河-Ⅰ”巨型计算机已诞生10年,“天河一号”离登顶世界超算之巅还有17年;

那一年,北斗导航系统还在探索之中,距离“北斗三号”组网成功还有26年。

彼时的国情如同一名严苛的导师,一面给予科研团队毫不留情的考验,一面又充满希冀地渴望他们交出最好的答卷。

23年,25年,直至将来可能还需要的更多年。这是高伯龙一个人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间轨迹,是龙兴武、罗晖、李晓红等一群人在寂寞中坚守、在迷雾中突围的精神轨迹,也是国防科技大学大多数科研团队实现从“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”的共同奋斗轨迹。

事实上,当我们把时光的镜头拉得再高一些、再远一些,就不难发现,在中国航船奋进的航程中,有着无数个像激光陀螺创新团队这样一条路走到底的“追光者”——

他们都曾面临无经费、无资料、无借鉴、无人才等诸多困境,在长期“跟跑”的过程中,他们看得见目标,却要在“无人区”里摸索很多年才能找到路径;他们意识到差距,内心的焦急却无法化作追赶的捷径……

这些虔诚的“追光者”,只能把焦急放在心里,俯下身子,坐上冷板凳,用几十年如一日的苦干苦熬苦拼,去搏一条光明大道,永不回头。

光的锐度

激光,发射角极小,高度聚焦,被誉为“最快的刀”。

在学生眼中,无论是科研还是治学,高伯龙的严苛都像激光般锐利。

张文是高伯龙带的最后一名博士生。她出生那年,激光陀螺还处在实验样机的研究阶段。她与高伯龙带的第一位博士生龙兴武教授,年龄相差20多岁。尽管如此,她也“没有受到一丁点‘特殊照顾’”。

在激光陀螺实验楼的楼道里,挂着高伯龙带过并毕业的博士生照片。1984年,高伯龙成为博士生导师。33年中,从他名下毕业的博士只有14人,其中大部分都是延期毕业,有的读了7年才完成博士学业,还有的甚至读了8年也没让毕业。

20世纪90年代,龙兴武师从高伯龙攻读博士学位,跟着导师开展“磁镜陀螺及相关技术”课题研究,学位论文也是这个研究方向。以课题的难度,单是完成磁镜研制就可获得博士学位。高伯龙却说:“不行,磁镜陀螺及相关技术必须一起突破。”就这一句话,龙兴武又干了3年,历时7年才完成博士学业。

跟着高伯龙干激光陀螺,不仅博士不好毕业,论文也不好发表。

某系研究员胡绍民在跟着高伯龙读研期间,没有发表一篇论文,读博期间发表2篇,其后至今再也没有发表过论文。

团队40多年里只报了5次奖,理由是成果不便说也没时间说。由于没有论文和获奖成果支撑,很多专家都只能当无名英雄。

“研究出的东西,一定是要形成战斗力的,这是208的基因。”光电工程系教授杨开勇回忆。“208”的全称是“208教研室”,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代号,是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的别称。

一群人,为了一个目标,奋斗几十年——有一种品质,叫坚持。

一群人,为了一个目标,几十年奋斗——还有一种品质,叫放弃。

有的人放弃钟爱的研究方向,有的人放弃原有的学科专业,有的人放弃唾手可得的评功报奖。坚持与放弃,这对矛盾体在他们身上同时存在,却很自然地聚焦成一个方向,使他们在这个方向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

命运终究不会亏待实干者。尽管发表论文数只有2篇,胡绍民最终还是评上了正高职称,理由是他的工作极具学术价值。其实,在国防科技大学,这样破格提拔的大有人在——

罗亚中28岁博士毕业,6年后被评为正教授;王雪松31岁被评为正教授;卢凯34岁被任命为某项工程副总师……

破格的原因都是一样:在强国强军的坐标系中,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不再是以文章论英雄,服务备战打仗的贡献率成了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的主导因素。

本文刊于9月14日《解放军报》一版

2015年9月3日,当看到团队研制的激光陀螺列装参加阅兵的多种装备时,年近半百的张斌泪如雨下。

2019年4月23日,当看到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时,我海军一艘艘舰艇都装备有团队研发的产品时,杨开勇激动满怀。

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大门口,有一尊雕塑。雕塑的背后,写着8个字的校训:厚德博学、强军兴国。这8个字是高伯龙一生的写照,也是这个团队气质的概括,又何尝不是这所学校精神的镌刻!

光的强度

激光,原子受激辐射的光,其光子光学特性高度一致,所有的光波均为同步,整束光就好像一个“波列”。

对于激光陀螺创新团队来说,他们也是一个高度一致的“波列”。

在这个团队中,无论是高伯龙最年长的学生龙兴武教授,还是最年轻的学生张文,抑或是高伯龙学生的学生,他们身上都深深地刻下了高伯龙的印记。

一个团队的特质,必然与创始人紧密相连,也必然留下时代特有的印记。这种印记就像空气一般,无处不在、无时不在。

采访中记者得知,56岁的某系教授王省书上半年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,休息半个月就回到了办公室。“我的病其实是累出来的,但我都习惯了。不难受了,就想赶紧回来干活。”她的语气,平淡如常。遇到困难时,她总是告诉自己:“过去那么艰苦,都熬过来了,现在这点困难不算什么。”

心中有光,才能化作光源。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,研究激光陀螺的人也是一群激情燃烧的人。

采访时,团队的其他成员都说,从胡绍民身上总能看到高伯龙的影子。

这种印记有时会辐射到团队成员的生活,甚至下一代。

某系研究员谢元平经常对孩子说,我在团队里干了20多年,做了一些工作,感到很自豪,只要你能为国家做点事,就是幸福的。

王省书的女儿读完硕士研究生后,坚持要继续读博士。她跟妈妈说:“你和爸爸都是博导,我起码得是博士,不然感觉给你们丢人。”

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,这个团队在打磨激光陀螺的同时,成员之间也在相互打磨。这种打磨,就像他们的镀膜工艺一样,不需要第三者介质,而是靠原子量级的“咬合力”,产生巨大的同频共振的力量。

“我们一辈子都在啃硬骨头,一辈子都在攻山头。”某系副研究员王国臣这样形容团队。

与这个团队创造的奇迹相比,他们的语气显得过于平淡。在他们的讲述中,仿佛成功的唯一秘诀就是“坚持”——

某系主任罗晖说:“激光陀螺,是几十个人干了几十年。”

某系副教授周健说:“我们干了几十年,干了几代人。”

事实上,这个关于坚持的故事,也是所有国防科技工作者共同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写在一页页悄然翻过的日历里,写在一行行跳动闪烁的代码里,写在一次次去往部队的试验里。

中国自主创新的航船,正是在这些没有故事的故事中,悄然奋进。

上图:2001年,高伯龙和学生在工作中。作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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